丰泽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

泉州自古桥梁众多，在(zài)此背景下，记述造桥、修桥(xiūqiáo)历史信息的桥碑应运而生。桥碑起初只为简单记录修桥者、捐资者姓名以及修桥时间等，之后渐渐承载了更为厚重的信息，甚至成为在地文化(wénhuà)的一种精神载体。每一块古桥碑，都(dōu)是时光长河里凝固的驿站，是人生旅途中矗立(chùlì)的无声丰碑。 □泉州晚报社融媒体记者 吴(wú)拏云 文/图（除署名外） 泉州府文庙广场前的(de)(de)八封沟上有洙泗桥，桥畔立有“洙泗桥”桥碑(bēi)。此碑高227厘米，宽92厘米，厚18厘米。桥碑正中央“洙泗桥”三字榜书竖排，雍容方正，尽显庙堂之气。碑的左下方小字(xiǎozì)竖书“嘉靖乙卯(yǐmǎo)冬立石”。嘉靖乙卯为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），如此一算，这块桥碑已有470年的历史。 泉州府文庙洙泗桥(sìqiáo)桥碑 “洙(zhū)泗(sì)”二字具有深厚的(de)文化渊源。孔子(kǒngzi)晚年在山东的洙河、泗河之间设立洙泗讲堂，传道授业。孔子去世后，洙泗讲堂成(chéng)了纪念和祭祀孔子的重要(zhòngyào)场所。唐时，唐太宗李世民加封孔子为“先圣”，唐高宗又加封孔子为“文宣王”，所以(suǒyǐ)洙泗讲堂又称先圣讲堂。到了宋代，孔子被加封为“先圣文宜王”，成了“至圣”“万世师表”。元代，洙泗讲堂改称洙泗书院(shūyuàn)。明嘉靖三年（1524），山东巡按御史李献重修洙泗书院，正殿三间用以祭祀孔子及儒家“四配十二哲”，东庑、西庑用以祭祀孔子众(zhòng)弟子，自此奠定洙泗书院格局。因圣人(shèngrén)圣迹，“洙泗”成儒学文脉的重要象征之一。所以，一般祭祀孔子的地方常会出现与“洙泗”有关的风物。 宋人李弥逊有诗曰：“洙(zhū)泗流风远，仪型世有人。”孔子思想与(yǔ)儒家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体和根基，是人类文明宝库中东方(dōngfāng)智慧的瑰宝。纵然许多事物“逝者如斯夫”，但有的却能历久弥新，与时间(shíjiān)同趋永恒。古时，这座洙泗桥是泉州士子进入府文庙的必经之路(bìjīngzhīlù)，见证一代代鸿儒硕学的奋斗足迹(zújì)。而今，府文庙依旧以其独特的氛围吸引着无数学子前来感受文化熏陶，洙泗桥青石板上回响(huíxiǎng)的正是新时代的杏坛弦歌。 离洙泗桥不远的后城街八卦沟边祖师巷内，还(hái)站着一方(yīfāng)清康熙五十二年（1713）所立的《泉州文庙洙泗桥示禁碑》。此碑原立于洙泗桥旁，后移至今处。碑文(bēiwén)晓谕府文庙附近邑民不可侵占府文庙的桥沟等地，否则(fǒuzé)一概究治。从此一碑，亦可见数百年来为(wèi)守护泉州文化心脉的努力。 王十朋(wángshípéng)与蔡襄“隔空对话” 泉州(quánzhōu)民间有谚语：“站如东西(dōngxī)塔，卧如洛阳桥(luòyángqiáo)。”从这句谚语亦(yì)不难看出，泉州人对于洛阳桥的(de)喜爱(xǐài)。这座(zhèzuò)跨海石桥的建造始于宋皇祐五年(nián)（1053），当时由泉州开元寺僧人宗已和郡人王实、卢锡合力筹建，但最初因资金、技术、人力等现实问题，造桥工程并不顺利。嘉祐三年（1058），名宦蔡襄(càixiāng)二度出知泉州，洛阳桥的建设迎来了“历史最强援”。在蔡襄的亲自督办下，经艰苦努力，洛阳桥终于在嘉祐四年（1059）十二月建成，历时6年8个(gè)月。落成后的洛阳桥（万安桥），成了当时泉州北上福州乃至内陆腹地的交通枢纽，在泉州水陆复合运输网络的发展中具有开拓性的里程碑意义。自宋(zìsòng)而下，立于洛阳桥桥中亭及附近的石碑刻众多，它们汇聚成该桥的“碑林博物馆”，共同承载漫长岁月里的记忆，讲述着古桥(gǔqiáo)曾经的岁月，也是如今游览洛阳桥的一大亮点。 洛阳桥桥中亭碑刻(bēikè)不少 《万安桥记(qiáojì)》碑是第一方讲述该桥故事的桥碑，碑文由蔡襄亲书：“（万安桥）渡实支海，去(qù)舟而徒，易危而安，民莫不利。职其事者(zhíqíshìzhě)，卢锡、王实、许忠，浮图义波(yìbō)、宗善等，十有五人。既成，太守莆阳蔡襄为之合乐宴饮而落之。”碑记落笔镌史，也令造桥的主事人名垂青史。《万安桥记》现存碑刻分上、下二碑，上碑为北宋原刻，原露天立于洛阳桥(luòyángqiáo)岸左，宣和间（1119—1125）由蔡襄曾孙蔡桓拓本重刻立于洛阳桥南(nán)蔡襄祠内(cínèi)。此碑不仅书法雄浑朴茂、端庄沉稳，而且文字精练，镌刻精致，被今人誉为文、书、镌“三绝”；下碑为1963年摹拟原作重刻。《万安桥记》碑具有极高价值(jiàzhí)，堪称(kānchēng)“闽地桥梁(qiáoliáng)第一碑”。 蔡襄的(de)《万安桥记》碑书法雄浑朴茂 南宋状元名臣王十朋是蔡襄(càixiāng)(càixiāng)(càixiāng)的(de)“小迷弟”。南宋乾道四年（1168），57岁的王十朋出知泉州(quánzhōu)，虽然已近耳顺之年，但王十朋对于蔡襄的炽爱未曾消减半分，一到泉州他便四处寻访与蔡襄有关的遗迹，洛阳桥自然也是非去不可的。在参观完洛阳桥与《万安桥记》碑，并至桥南蔡襄祠内祭拜蔡襄后(hòu)，王十朋感慨之余，写下《洛阳桥》诗：“北望中原万里遥，南来喜见洛阳桥。人行跨海金鳌背，亭压横空玉虹腰。功不自成因砥柱，患宜预备(yùbèi)有风潮。蔡公力量(lìliàng)真刚者(zhēngāngzhě)，遗爱胜于(shèngyú)郑国侨。”之后，又(yòu)赋《蔡端明祠堂》诗曰：“公昔自禁从，再来临此邦。河梁一何壮(zhuàng)，笔力独能扛。政绩留南纪，祠堂枕大江。山川与人物，今古两无双。”这无疑是他与蔡襄的“隔空(gékōng)对话”。后来，王十朋也向蔡襄学习，在泉州履职期间，关心民瘼，清节似水，播德宣猷，深受泉州吏民爱戴。蔡襄、王十朋，两代名宦的故事，成为洛阳桥挥之不去的记忆。 纵览历史，自洛阳桥(qiáo)建成(jiànchéng)的(de)900多年来，历朝历代组织过17次修复工程。与洛阳桥重修相关的桥碑，如《泉州府修万安桥记(qiáojì)》《重修洛阳桥碑记》《重修万安桥记》《重修万安桥北记》《清嘉谟重修万安桥碑记》《清沈汝瀚重修万安桥记》等，也(yě)为后世记录了洛阳桥的“独特履历”。 独特的《剔奸保民》碑(bēi) 安平桥(ānpíngqiáo)，俗称“五里桥”，又名“西桥”“安海西桥”，横贯于(yú)闽南沿海(yánhǎi)的晋江安海和南安水头，是中世纪世界(shìjiè)最长的跨海梁式石桥。该桥始建于南宋绍兴八年（1138），绍兴二十二年（1152）全线贯通，投入使用。长久以来，安平桥这一(zhèyī)伟大的桥梁工程为民众所称赞，以“卧龙”“巨虹”等壮丽称号闪耀于碑刻、志书、文献、诗赋之中(zhīzhōng)。 安平桥(ānpíngqiáo)公园风景如画（陈起拓 摄） 《重修安平桥(ānpíngqiáo)(ānpíngqiáo)记》碑(bēi)是安平桥留存(liúcún)下的(de)最早的桥碑，勒于明天顺三年（1459）。现碑嵌于桥的中亭东侧墙体，碑额篆书横排，碑文(bēiwén)则为(wèi)楷书竖排。碑文启首一句便写道(xiědào)：“安平桥者，乃宋绍兴间有室赵令(zhàolìng)衿(jīn)摄郡作成(zuòchéng)之……”赵令衿系宋朝宗室，宋太祖赵匡胤次子燕王赵德昭的玄孙，绍兴二十一年（1151）出任泉州(quánzhōu)太守。《泉州府志·名宦》记载他“博学能文，在郡留意教养，在任十几年，大有政绩”。赵令衿在泉时最大(zuìdà)功绩就是(jiùshì)促成安平桥的建成。宋绍兴八年（1138），僧祖派始建安平桥，安海海商黄护、僧智渊带头捐钱倡建。由于工程浩大(gōngchénghàodà)，造桥进展缓慢。绍兴二十一年赵令衿出守泉州后，续建安平桥，越年建成。因桥全长约五华里，故别名“五里桥”。安平桥不仅长，形式也不单调。它的桥墩采用花岗岩条石横直交错叠(dié)砌而成，有长方形、单边船形和双边船形三种形式。安平桥的建成，不但便利民间往来，对于繁荣当时的泉州社会经济，发展海外贸易，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《南安县志》载有(zàiyǒu)赵令衿撰写的咏安平桥诗：“为问平安道，驱车夜已分。人家无犬吠，门巷有炉熏。月照新(xīn)耕地，山收不断云。梅花迎我笑，为报小(xiǎo)东君。”赋诗之余，赵令衿还亲撰《石井镇安平桥记》碑文，记述建桥经过并描绘桥梁之雄伟外观，同时表明他对建桥事业的重视。惜原碑早废，碑文尚见载于《安海志》中。 安平桥上迄今保存着众多的碑记、石刻，详细记载着建桥历史和(hé)历代修葺(xiūqì)等方面的史实。根据碑记石刻载述，由明至清，安平桥共有15次重修(chóngxiū)，其中(qízhōng)比较重要的修缮(xiūshàn)有7次。在安平桥中亭(zhōngtíng)周围的十几方古代重修碑记中，最早的是明天顺三年，最晚的是清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。其中一方《剔奸(tījiān)保民》碑是古代廉政文化的重要记录。清乾隆二十七年(èrshíqīnián)（1762），盐馆干办洪达(hóngdá)借派销食盐之机，向安海民众额外勒索盐税(yánshuì)，导致民怨沸腾。当地百姓柯思淑等人联合向官府申诉，最终由道台谭尚忠受理此案，查实洪达的违法行为后予以严惩，并免除冗税。案件审结后，于乾隆二十八年立《剔奸保民》碑于中亭，以警示官吏、守护民生。 清代官员徐汝澜在出知晋江(jìnjiāng)时，曾修缮晋江旧铺(pù)桥、惠济(huìjì)桥两座古桥，后来他又两度参与重修安平桥。在这(zhè)期间，他也由晋江知县一职(yīzhí)，擢升为台湾知府(zhīfǔ)，再迁任泉州知府。安平桥上有三方碑刻(bēikè)与徐汝澜有关：一方《重修安平桥记》碑今在安平桥中亭，碑文由时任台湾知府的(de)徐汝澜亲撰(zhuàn)。碑文细述了徐汝澜捐俸议修安平桥，绅士(shēnshì)耆老踊跃参与，于(yú)清嘉庆(qīngjiāqìng)十二年六月至隔年九月修缮了安平桥的过程。与该碑并立的还有一块《万古流芳》碑，记载此次重修安平桥士民(shìmín)捐资之芳名录。这两方碑刻均立于清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。在中亭另有一方《重修安平桥记》碑，是清嘉庆二十一年（1816）立，同样是徐汝澜撰文，此时的他已出任泉州知府。碑额浮雕双龙护牌，牌中竖刻篆书“皇清”二字。碑文记述清嘉庆二十年徐汝澜知郡事再至泉州，得知安平桥桥圮后捐俸倡议重修。修桥工程于嘉庆二十一年夏仲告竣。徐汝澜修桥不仅为地方建设作出贡献(zuòchūgòngxiàn)，也为他赢得了士民的赞誉，攒下良好的官声。后来民众还为徐汝澜建长生祠于晋江龙山寺东。 1938年，弘一大师(hóngyīdàshī)由漳州经同安梵天寺前往安海时，路过安平桥(ānpíngqiáo)。感怀于古桥的雄健，大师立于桥上，静听潮音低徊，心驰而神往。后来弘一大师驻锡于安平桥上的水心亭澄渟院，达一个月之(zhī)久(jiǔ)。在此期间，弘一大师书写条幅(tiáofú)数百广结善缘，并撰下“如来境界无有边际，普贤(pǔxián)身相犹如虚空”“戒是无上菩提本，佛为一切智慧灯”等楹联，传为佳话。 石笋桥，今称笋江桥(jiāngqiáo)，位于鲤城区新门外“石笋”古迹(gǔjì)附近的笋江上，曾名履坦桥、济民桥、通济桥、浮桥等，始建于宋。旧时其南岸有妈祖宫、观音寺、浮桥古街，北端连接黄甲街、接官亭(tíng)、山川坛，曾是泉州古城通往西南(xīnán)方向的乡村和同安、厦门、南安、安溪(ānxī)等地的交通要道。 王恕思(wángshùsī)所撰《重修石笋桥记》碑 笋江旧以舟渡，北宋皇祐元年（1049），泉州知州陆广始(lùguǎngshǐ)造舟(zàozhōu)为梁，建“浮桥”以渡行人。嘉祐六年至八年（1061—1063），泉州知州卢革及(lúgéjí)僧本观重修，又于两岸(liǎngàn)作亭以翼卫，改名“济民桥”。元丰(yuánfēng)七年（1084），转运通判谢仲规复修，更名“通济桥”。 南宋(nánsòng)绍兴三十年(nián)（1160），提刑官陈革与其弟陈知柔共同谋划，签书(qiānshū)枢密院事梁克家、僧人文会从旁臂助，将浮桥改建为石桥。工程至乾道五年（1169）完工，耗时近10年。改造后，桥梁成为石质(shízhì)平板桥，桥面由94块1米多厚、14米长的(de)巨大条石铺成。为解决两桥墩间(jiān)的跨度过长问题，桥梁还采用“伸臂式”的砌筑方法。这种(zhèzhǒng)伸臂结构设计最早见于中原地区，宋时应用于泉州(quánzhōu)桥梁上，无疑体现出泉州对中原地区先进桥梁建造工艺的继承。尽管此时桥已成为石桥，但民间一直保留“浮桥”称呼至今。乾道六年（1170），泉州太守王十朋出城迎接贵宾时途经石笋桥，得以“过而观之”。王十朋作诗纪曰：“刺桐为城石为笋，万壑西来流不尽。黄龙窟宅占(zhàn)江头，呼吸风涛势湍紧。怒潮拍岸鸣霹雳，淫潦滔天没畦畛。行人欲渡无翼飞(wúyìfēi)，鱼腹蛟涎吁可悯……世无刚者桥岂成？名与万安同不泯。”对陈革等人的造桥功绩，赞不绝口。诗文亦如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泉州人特有的精神气质。“世无刚者桥岂成”绝非(juéfēi)浮夸(fúkuā)之辞，而是泉州人在面对浩瀚江海时用意志(yìzhì)熔炼出的兴桥宣言(xuānyán)，字里行间浸透(jìntòu)的是闽南人“爱拼敢赢(yíng)”的勇毅与开拓精神。 据《重修通济桥记》载，南宋庆元年间（1195—1200），僧了性在(zài)石笋桥北复修三小石桥，于是“桥之北(qiáozhīběi)相贯联络，以达于临漳之门”。这三小桥(xiǎoqiáo)后被称为棠阴桥、甘棠桥、龟山桥。三座小石桥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(wǔliùshíniándài)仅留残迹，现已修复。《重修通济桥记》桥碑旧已佚，碑文见《晋江县志(zhì)》。 古时，“笋江夜色”为泉州八景之一。相传，每逢月上中庭(zhōngtíng)，由石笋桥上向下观望，桥孔间(jiān)即会倒映出一轮明月，其景如画，令人痴醉。 不过(bùguò)，石笋(shísǔn)桥(qiáo)也是命运多舛的(de)。明嘉靖(míngjiājìng)三十七年（1558）五月，倭寇袭击泉州时，曾(céng)在(zài)石笋桥上(shàng)驻扎29天，后又经此攻打南安，封楼和官民廨舍化为焦土。嘉靖四十年，官兵断桥拒倭，“久之(jiǔzhī)复修筑”。清康熙十六年至十七年（1677—1678），郑经部队在攻击清军时，曾两次炸断石笋桥，“以拒追兵”。1938—1939年，日军侵华时，日机曾炸断石笋桥。兵燹不断，加上自然灾害等，使得桥梁多次倾崎(qīngqí)、塌陷甚至崩断。也正因此，明清时期石笋桥曾历多次重修。最为人所熟知的一次当是清康熙二十六年（1687）四月，施琅将军捐俸大修石笋桥，第二年八月竣工。乡绅为此事立下《施琅主持募捐修造浮桥碑》，碑文(bēiwén)称：“康熙癸亥，少保将军靖海侯施公，平定台湾旋师，捐俸修造安平西桥、郡(jùn)城南(chéngnán)桥，以次告竣。西隅士庶复以浮桥倾圮为请，遂蒙将军捐俸千两并集绅士共成盛举。工兴于丁卯年四月，成于戌辰年八月，用志功德永垂不朽……”该碑立于康熙二十七年，现存于江岸边(ànbiān)。 清雍正四年（1726）、嘉庆十四年（1809）、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，石笋(shísǔn)桥又(yòu)历重修。现笋江桥南岸还(hái)保存着清嘉庆十四年的《重修石笋桥记》桥碑。 1956年，泉州遭遇大水灾，为改建石(shí)笋桥(qiáo)桥梁，桥上石刻、石建筑、塔幢等被拆除。1998年，在古石笋桥上游建起了笋江大桥，顺利承接(chéngjiē)起石笋桥沟通南北两岸的“要道”功能。时至今日，古石笋桥仅存一两截残段，立于(lìyú)笋江粼粼(línlín)的清波之上，兀自述说着这里的辉煌往事。 泉人与蕃(fān)商友谊见证物 “江树离离若可齐，江门之水下浯溪。诸峰返照潮声远，万户沧洲烟火低。来听渔歌鸥(ōu)泛泛，去(qù)随秋色草萋(qī)萋。道人那得伤心恨，一任西山送日西。”这首诗出自明代晋江诗人庄一俊之手。诗中描绘的景色(jǐngsè)极富画面感，又带有忧思绵远的感伤(gǎnshāng)，让人读来不免有些神驰天外。但可能很少人能猜到，这首诗描写的是泉州古桥顺济桥的秋景。 顺济桥遗址位于泉州古城(gǔchéng)南门德济门外，横跨晋江两岸，以近顺济宫（天后宫）而得名，又称浯(wú)渡桥、新桥等。该桥于南宋嘉定四年（1211）由泰宁(tàiníng)状元、泉州郡守邹应龙主持建造，沿用至20世纪。 顺济桥曾是出入泉州古城商业区的主要通道（泉州晚报资料图(tú)） 德济门外的晋江属浯江段。这浯江并不简单，它“横贯二里许(xǔ)……其地下通两粤，上达江浙，实海国(hǎiguó)之冲衢，江城之险要也”。这里汇聚了(le)桃源、武荣诸山流，一到下雨天，江水便会暴涨，“巨浪拍天”。古时要在(zài)这样的江面上建一座石桥，谈何容易！但邹应龙及时汲取了宋代洛阳桥建造的成功经验，在“维桥之前，累石为堡，以临重渊”，于河床内抛填块石和条石固定基础。造桥需要大量资金，邹应龙在建造顺济桥(shùnjìqiáo)时，向蕃商发出号召，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。而蕃商也没有(yǒu)让(ràng)邹知州失望，慷慨解囊，踊跃(yǒngyuè)捐资，解决了顺济桥资金的燃眉之急。资金一到位，邹应龙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造好了顺济桥。顺济桥是以太守邹应龙主持、驻泉蕃商集资、泉州(quánzhōu)工匠打造的方式建设而成的，其本身就是(jiùshì)泉州人与外国商人友好往来的见证。据(jù)资料显示，古时顺济桥在桥北还特设段木梁吊桥，有警即吊起，以御敌寇。并筑(bìngzhù)有桥头堡，置戟门，昼开夜闭(yèbì)。南端桥堡上勒有“雄镇天南”四个大字(dàzì)。 顺济桥建成后(hòu)历代(lìdài)多有修缮，泉州名人顾珀、何乔远、黄昌遇、怀荫布(huáiyīnbù)、萧汉杰等，皆曾为之作《记》。嘉靖十四年（1535），在泉州知府王士俊修缮顺济桥后，顾珀为之撰《顺济桥碑记》称：“镇南门外有浯江(yǒuwújiāng)。江，百溪汇也。江之横二里许，亘江之横虹跨于其上而石之，是为顺济桥。宋嘉定四年（1211），实始之……”清楚记述(jìshù)了顺济桥的始建时间(shíjiān)。 明万历四十年（1612）夏，晋江县令陈宜(chényí)苏捐俸倡修(chàngxiū)顺济桥，安溪名士詹仰宪主修，越年春(chūn)竣工。何乔远作《重修浯渡桥记》记述(jìshù)此事。碑文称颂陈宜苏在修桥中“为之详计”之功，另赞詹仰宪“居则布德惠人，动则舍力为公”。 清乾隆(qiánlóng)十五年(shíwǔnián)（1750），顺济桥因水涨(yīnshuǐzhǎng)而桥断两道，第二年由泉州知府(zhīfǔ)黄昌遇主持修缮。乾隆十七年（1752），溪流湍激，该桥复圮，双孔通桥栅亭尽坍(tān)，黄昌遇于乾隆十八年（1753）七月复修，第二年十二月竣工。此后，黄昌遇亲撰《重修顺济桥记》并勒于碑。 清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，顺济桥复圮，泉州知府(zhīfǔ)怀荫布(huáiyīnbù)与晋江知县干从濂，委托贡监生李保(lǐbǎo)、柯廷锡大修；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）八月告竣。怀荫布自撰《记》并勒石(lēishí)，碑文称：“夫出险履夷，爱民之心也；兴废举坠，长民之责也。当日邹公俶(chù)造即有望于后人之缮修。今也费以累千，迟以岁月，上下交励，绩用底成。继自今(jìzìjīn)官斯土者先事图维，因时葺治。俾往来如织之赤子，永免病涉之虞焉，是尤予所望于后人者也。”将修缮(xiūshàn)桥梁的意义，说得明明白白。 遗憾的是，以上四方重修碑皆已佚失，碑文散见于清乾隆《泉州府志(fǔzhì)》、清道光《晋江县志》等志书内。而今，顺济古桥也(yě)仅剩部分桥面和桥墩，在它的身畔早已屹立起顺济新桥。或许，人生(rénshēng)如桥，碑如人生，有得必然也会有失。只是岁月(suìyuè)沧海横流，总能留下某些痕迹。 刺桐港黄金岁月的标志(biāozhì) 历代以来，铺路(pūlù)修桥被普遍视为行善积德、功德无量的(de)公益“众筹”事业。南宋僧人道询一生造桥200余座，其中(qízhōng)数座还是古之名桥。景炎元年(1276)，他还被赐号“灵应大师”，其人生(rénshēng)履历堪称传奇。 “宝塔亭路”碑与“普济桥渡”碑是(shì)道询建造普济桥渡的见证物 普济桥渡(dù)，又称(yòuchēng)浔尾桥、无尾桥(wúwěiqiáo)，位于泉州后渚港北侧（今丰泽区城东街道浔美社区一带）入海处(rùhǎichù)的海上(hǎishàng)。普济桥渡的建造，是(shì)(shì)道询急民众之所急、解民众之所困精神的又一次体现。南宋王象之在《舆地纪胜》称泉州“水路据七闽之会，梯航通九泽之重”。南宋绍兴年间（1131—1162），刺桐港“通互市于海外者，其国以十数”。海外贸易的激增，是泉州刺桐港迎来“黄金岁月”的标志，这也推动(tuīdòng)了与港口(gǎngkǒu)配套的设施的建设。据文献载，南宋宝庆元年（1225）前后，后渚港番船云集，桥渡吞吐量有限，装卸货(huò)码头严重不足，造成海上贸易的诸多不便。宝庆二年（1226）春，道询主持(zhǔchí)募捐建造普济桥渡，绍定三年（1230）夏竣工并投入使用，缓解了后渚港码头海上贸易装卸货的紧张状态。 所谓“桥渡”，即伸入海中的码头。相传普济桥渡长约七八百(qībābǎi)米，石桥东侧(dōngcè)古有一座航标塔。此桥专供海船装卸、交易货物(wù)使用。在现今浔美社区的青莲寺中，仍存两块石碑。一块正面碑额(é)镌“普济桥渡”；另一块碑额镌刻(juānkè)“宝塔亭路”。碑刻(bēikè)内容记录僧人道询主持建造普济桥渡和宝塔亭路时的捐款(juānkuǎn)人及捐款额。“宝塔亭路”碑的碑文记载称：“宝庆丙戌（1226）季春始约，绍定庚寅（1230）孟夏圆成。主缘道询谨题。”这是道询建造普济桥渡的见证物。 在修建(xiūjiàn)普济桥渡之后，道询又相继建成了弥寿桥、清风桥、登瀛桥等桥。累累功绩，言之难(yánzhīnán)尽。 “开闽(kāimǐn)文宗”吟啸之地 吟啸桥，俗称“隐龟桥”，位于晋江市梅岭(méilǐng)街道双沟社区内，其址在潘湖南畔。该桥始建于唐，最初为(wèi)木桥，据(jù)明万历《泉州府志》载(zài)，建造者为日映禅师（清乾隆《泉州府志》记为日辉禅师）。后来刺史王延彬、余廷英相继修葺。宋咸平年间（998—1003），“邑人王养及僧行珍始(zhēnshǐ)为石桥”。 吟啸桥保存(bǎocún)较好，仍可通行。 “吟啸”之名据说与“开闽文宗”欧阳詹有关。《福建通志·卷8》载曰：“桥以欧阳詹尝(zhāncháng)游憩啸咏(xiàoyǒng)于此，故名。”相传欧阳詹少时(shǎoshí)读书龙头岭（位于吟啸桥西北的紫帽山侧），往来潘湖村，必经此桥(cǐqiáo)，常在桥上吟啸。 宋时，吟啸桥是南北陆上交通要道。往北经御赐(yùcì)桥、新桥入(rù)泉州城，再出城北洛阳桥，便可(kě)通达福州；往南经古陵，过康店驿，可达漳、厦。 明人庄一俊曾作《咏吟啸桥》诗云：“欧子考盘处，潘湖是(shì)故村。偶寻山水迹，乘兴(chéngxìng)到桥门。逝者空怀古，鸥来欲断魂。平田野望阔，吾(wú)此驻黄昏。” 如今，在吟啸桥北立有一方《重修吟啸桥记》碑。该碑由清代文林郎庄(lángzhuāng)文进撰文，于清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）立。碑文(bēiwén)记述乾隆三十二至三十八年（1767—1773）重修吟啸桥的经历，并录有捐资人(rén)名百余。通过该碑可知，当时(dāngshí)重修是由晋江(jìnjiāng)司训李保首倡，他“料工召匠，指画成规，并捐金为(juānjīnwèi)倡”。倡修者还包括生员李瑚琏，同时有赴台湾(táiwān)垦荒致富(zhìfù)的中宪大夫、乡绅吴洛捐资助修，该碑也成为晋江与台湾渊源研究的实证。此外，碑文首段即对(duì)“吟啸”之名来历加以阐述：“昔欧阳行周（欧阳詹）先生居潘湖，常乘小舟往来(wǎnglái)吟啸于烟浦之下，后人因以名其村与桥。桥以‘吟啸’名，志前贤旧迹也。” 传奇名将兑现儿时(érshí)心愿 濠(háo)溪桥，又名龙津桥、河市桥，位于洛江区河市镇河市村、霞溪村之间，由僧人宗爽始建于北宋大观年(nián)间（1107—1110），原系木(yuánxìmù)梁桥，后遭火毁；南宋绍兴年间(niánjiān)（1131—1162）重建，名“濠溪桥”；嘉定六年(liùnián)（1213）杨炳又重建，改名龙津桥；明隆庆三年（1569），抗倭名将、都督俞大猷捐俸重修濠溪桥，将其建为石梁桥。古桥原为6墩7孔(kǒng)，其中有5个(gè)船形墩，每孔架上石板梁5根，每根石板梁重(liángzhòng)约4.8吨。1959年，濠溪桥进行加固改造，使桥面整体抬高约1.68米。后来(hòulái)又进行第二次拓宽改造，在上游桥墩的轴线上架起7根辅助柱。 俞大(dà)猷(dàyóu)出生于河市，重修濠溪桥是(shì)他情系桑梓的一种表现。濠溪桥头的观音庙旁迄今仍(réng)存有明、清重修碑三通。其中一方是俞大猷亲撰的《重建濠溪桥碑》，该碑碑文记载(jìzǎi)了(le)他重修濠溪桥的因缘故事：大猷9岁时，有一天随(suí)父亲俞广赞到叔祖父家探亲。路过濠溪桥头，看到始建(shǐjiàn)于宋的濠溪桥只剩下孤零零的桥墩，溪上无梁木可行，行人只好蹚水涉险(shèxiǎn)过河。一问，方知是几天前(qián)樵夫不小心将桥板烧毁了。大猷见此情形便立誓说等自己长大后，必要重建此桥，以利行走。人小志向大，俞大猷这番话获得父亲的鼓励，而他也悄然谨记于心。隆庆年间，因抗倭扬名的俞大猷官封右都督，捐俸建造了濠溪石桥(shíqiáo)，既(jì)是安慰父亲在天之灵，也是了却儿时心愿，为家乡人民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。该碑书体端庄凝重，结构严谨，是研究俞大猷及闽南桥梁历史的重要物证。 俞大猷为帅时，在(zài)福建与广东等地与戚继光联手抗倭(kàngwō)，曾大败倭寇(wōkòu)于兴化城，又与倭寇战于广东的饶平、惠州、潮州一带，使倭寇一听“俞家军”至，闻风丧胆。时人将他与戚继光并称为(chēngwéi)“俞龙戚虎”，是流芳百世的抗倭英雄。他与濠溪桥的故事，为名将传奇再添注脚。